上午十点一刻，我把胸前的工牌摘下来，放在护士站的台面上。邓娲从配药室探出头来问我要去哪儿，我只回了句去面试。电话里，医务科通知我停职三个月，说是违规用药、医保报销超范围，要我今天把工牌交上。我问手续如何办理，对方只交代人先离开，不用管手续。

坐在办公桌前，我看着那本手术图谱和笔上的牙印，随手在便签上写了几样药名——是给周有福开的，撕下贴到病历夹上。白大褂叠好放进柜子，工牌扣声在寂静里“啪”地一响。我没有塞进口袋，而是直接放在护士台。邓娲看见了，没拿，翻了翻工牌背面那条旧胶布，上面用圆珠笔写着我的名字，字迹已被磨得模糊。她沉默良久，眼神里有些舍不得。我回头告诉她：周有福的药昨天刚开好了，够吃到复查，她没再多说。

出了院门，天光从云缝里洒下来。工地上的塔吊还耸立着，红旗在风中拍打。走到公交站，仁和医院的骨科主任林慧颖发来信息，请我下午过去聊聊，我回了一个字“好”。这时韩良打电话来，告诉我医务科的卷宗里不只有停职报告，还有我去年三次耗材使用超标的记录——那次急诊里我为病人垫付了进口缝线，报不了医保。他说这些都被记下来了，而且报告上签字的人是宋洋。

到仁和时，林慧颖已在手术区门口等我。她简述了科里的人员和技术状况，说如果我愿意，可以来她科室做疑难手术，条件好商量。我问她会不会因此停刀，她笑着说绝不会。正说话间，走廊下响起急促的警笛和广播：电锯伤，断指两根。她一边扎起头发一边拉着我下去，我顺手从护士站拿了一双无菌手套，动作像回到熟悉的地方。

回溯三周前，周有福被推进手术室：工地事故，腹部大量出血、休克边缘。值班医生因无人签字、无医保建议转院，我却决定立刻开腹探查。开腹发现脾脏破裂、后腹膜血肿、多个动脉出血点。我做了脾切除并对后腹膜进行止血填塞，术中输血、缝合、清创等一气呵成，病人最终转危为安。那次我用了进口缝线并自己垫付费用，这件事后来在医务卷宗里被当作“超标使用耗材”的证据。

下午两点，塔吊倒塌，急诊通道涌入伤员，几台手术同时开台，两个台子半路被顶了出去。宋洋站在手术区门口，手套沾满血，冲着空荡的主刀位置喊：“哪个把主刀放走了？”话音在手术区里回荡，却没人回答。护士站静得连输液泵的滴答都能听见。

那一刻，我已经换上了仁和的手术服，正等着从旧医院转过来的第一个病人——就是那位我亲手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周有福。工牌已被交出，手续成了纸面上的事；但病人在手术台上的脉搏和每一滴血都不认账外面的决定。我拉紧手套，抬头看向灯下的台面，知道该回去做最该做的事。